晋江佛教
国内五大宗教 佛教慈善贡献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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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来,报告指出,中国宗教发展重点在于社会服务,在大众的道德、心理与人文教育上,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独特的贡献。而宗教界最寄予期待的方向,是增加宗教场所和教职人员的数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民众宗教需求。

图为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的志工们走进山东青岛东海老年公寓,海峡两岸通过佛教慈善为纽带进一步加强沟通与联系,增进相互了解与友谊。


7月7号,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了一份有关宗教的报告《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带领学术团队在2013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间对全国243个县、市、区的4383家宗教活动场所进行问卷调查完成。


调查梳理发现,五大宗教在我国的发展各具优势特色:


基督教是与当代中国社会环境适应得最好的宗教;佛教在公益慈善方面贡献最多,是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传统宗教;最为本土的道教,却具有很强的国际性,11%的道观开展了国际交流,独占鳌头;43%的天主教教务负责人是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远远超过五大宗教的平均数18%;95%的清真寺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伊斯兰教是制度建设最为完备的宗教。


报告指出,佛教是五大宗教中在公益慈善方面贡献最多者,平均每间佛寺一年慈善支持为4.1万元,远高于平均数1.8万元。同时,佛教也是使用互联网传教比例最高的宗教。


魏德东对《公益时报》记者表示:“佛教均值4.1万是对4383家宗教样本中1900个具有代表性的佛教样本计算得出的。”如此算来,仅这些代表性的佛寺年捐赠额也近9000万元。


另外,报告显示,五大宗教教职人员的月平均收入为人民币506元,而在大众印象中“很有钱”的佛教界,则属于苦行僧类型,其教职人员月收入只有397元。另外,41%的宗教场所完全没有为教职人员购买养老保险,26%的场所完全没有购买医疗保险。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12年发布《2010年全球宗教概况——世界主要宗教的规模与部分》报告称,2010年中国约有佛教信徒2.4亿人,占总人口比例的18.2%。数量众多,善量更大。如今,佛教背景的公益机构也在蓬勃发展。


据首届《佛教与慈善现代论坛》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中国有佛教背景的专项基金49项,功德会/慈善会35家,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寺院不可计数。”


延伸阅读


中国人民大学发布首期《中国宗教调查报告》


7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在北京发布《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


中国宗教调查(China Religion Survey,CRS)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与该校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联合全国28所大学与社科院研究人员共同实施,旨在为中国宗教相关学术研究及宗教政策的制定提供具代表性的多层次基础数据支持。


首期调查完成于2013年下半年至2015年上半年,课题负责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魏德东带领学术团队,对全国243个县、市、区的4383家宗教活动场进行了问卷调查。


7日公布的报告首先指出,当代中国宗教发展不是历史的自然延续,90%的宗教活动场所是1982年以后获批准恢复,是在一片空白上重新开始。《公益时报》梳理出报告一些要点:


●从国家的引导方面说,各级宗教事务管理部门和统战部门都以主动的态势访问宗教场所,推动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实现,并帮助宗教场所解决实际困难。调查显示,宗教事务管理部门访问宗教场所的频率是每年3.8次,统战部门是1.8次,宗教场所回访的次数则分别是3.5次和1.3次。


●从宗教的适应方面讲,90%的宗教场所建立了以民主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现代管理制度;30%以上的宗教场所有教职人员在各级人大、政协等国家机构参政议政,以宗教人士的身份实践着公民的政治权利;60%的宗教场所负责人认为宗教政策松紧适度,40%以上的宗教场所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慈善活动。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五大教为代表的中国宗教,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力量。


●在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上,中国宗教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于用司法途径管理宗教、国家出钱修建宗教场所、国家给教职人员发生活补助、国家出钱办宗教慈善、宗教纳入国民教育、增加宗教人士的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比例等问题,宗教场所负责人总体上持支持态度。中国宗教与国家之间更多地呈现出同甘共苦、同舟共济的关系。


●与许多人想象的“和尚都很有钱”大相径庭的是,当代宗教教职人员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团体,其经济收入远低于当地群众的平均水平。五大教教职人员的月平均收入为506元,佛教教职人员的月平均收入则为397元,属于苦行僧的类型。另外,还有41%的宗教场所完全没有为教职人员购买养老保险,26%的场所完全没有购买医疗保险。五大教中只有2.5%的宗教活动场所收取门票。佛教也只有6%的场所收取门票,略低于道教的7%。其他的宗教活动场所则基本不收取门票。这显然与公众印象有巨大的差距。


●宗教界最希望的,是增加宗教场所和教职人员的数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民众宗教需求。在有关宗教政策调整的内容中,排在前三项的分别是:新建场所的审批(50%)、宗教场所登记(32%)和教职人员的认定(23%)。另一方面,宗教教职人员结构有崭新的呈现。接受调查的4382名宗教场所负责人,平均年龄55岁,女性比例为21%,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为15%。报告提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宗教教职人员青黄不接的局面已根本改变,宗教教职人员实现了代际转换。”


●调查还发现,中国宗教信仰者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老人多”的印象已非事实,半数以上宗教信仰者年龄在60岁以下。不过,“文化程度低”依然是其特征,43%的宗教信仰者学历是小学文化及以下,只有不到5%是大学及以上。  


关于未来,报告指出,中国宗教发展重点在于社会服务,在大众的道德、心理与人文教育上,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独特的贡献。而宗教界最寄予期待的方向,是增加宗教场所和教职人员的数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民众宗教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