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起始点，曾经的当年的“东方第一大港”，，同时也是著名的侨乡，又是台湾同胞最主要的祖籍地、海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泉州更是世界宗教文化的聚集点和辐射点，有“泉南佛国”、“宗教博物馆”之称。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她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核心，广荣博纳了众多外来文化，历经历史的沉淀，形成了多元的内涵丰富、风格独特的地域文化，而宗教文化就是其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泉州是名副其实的作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她拥有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摩尼教、婆罗门教、和拜物教等众多多种宗教在不同时期流传下来的稀世珍品，拥有众多信教群众，历代信徒在泉州兴建了许多寺庙、道观、清真寺、教堂等，现今仍然保留了一大批重要的历史遗迹。不同的宗教派别对泉州的文化、艺术、教育、及建筑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泉州现存的五大宗教，即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仍拥有众多信徒和众多的寺观教堂。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各种民间信仰宫庙。
虽说多种宗教共存的现象并不是泉州所独有的，在中国或者世界的其他地方，不同宗教不同派别共同存在的现象长期、大量存在。但泉州宗教共存的具体情况绝对是世界少有的。因为历史上曾在泉州传播、发展并留下踪迹或遗迹的宗教多达几十种，不同的宗教的传播深刻影响着泉州社会的发展，不同宗教间一直保持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平共处的关系。那么这一独特的宗教景观形成原因究竟何在？我们下面就从在泉州传播的众多宗教中选取五种宗教为探寻的基点基础，试图揭开这一神秘的面纱来探寻泉州形成这一独特的宗教风景的原因何在。
（一）泉州的道教
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固有宗教，距今已有1800年的历史。道教在泉州的传播可追溯到西晋的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当时就已建成了最早的道观“白云庙”。后到了唐代，因道教得到地方官员的倡导，道教发展更快。由于当时泉州位于东南海隅，社会保持了长期的稳定，经济、文化发展持续较快迅速，人口众多，给道教提供了很好的传播条件。五代时期，道教辉煌一时，晋江人谭崤，深得道法，道学造诣声名远扬，被闽王奉为国师，又被唐后主李煜赐号“紫霄真人”，所著的《化书》流传至今，被认为是继《道德经》、《南华经》之后的道教经典著作，后被收入四库全书。
至宋代，泉州经济、文化继续发展，集儒、释、道之大成的理学盛行一时。泉州兴建了大批道观。宋代，一位名为吴奔的道家，医术高超，以医济人，施药治病，医术高超，且被宋仁宗封为“妙道真人”，在闽南地区的影响深远，尊为“保生大帝”，至今犹有巨大影响。在宋代众多新建的道教神像中，有一尊最为著名，便是在泉州清源山南麓以一块天然巨石雕琢后凿出的一尊道教始祖“李老君”石像，高五米多，厚七米多，宽七米多。大石像坐北朝南，双耳垂肩，两眼平视，凝视泉州城府，仿佛在洞察历史，经历世间沧桑变幻，神采动人，气势不凡。此外宋代兴建的道观还有天庆观、广孝宫、净真观、柏庭观、碧虚观、东岳行宫、城隍庙、法石真武行宫、清源山纯阳洞、北斗殿和真君殿等。其中众多一些宫观至今依旧香火旺盛。
而后到元代，泉州的宗教依旧兴盛发展直至明朝中期。明朝中期后，上层道教逐渐衰微，但民间道教仍就持续发展。清代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采取的是重佛轻道的政策，为了维护统治地位。经过明清两个时期的发展，泉州民间道教逐渐与当地风俗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教文化。明清时期，许多泉州人到台湾垦殖，随着台湾的开发和移民，道教也逐步传到台湾。面对封建掠夺和战乱，迫于生计，同时，有更多的泉州人移民到东南亚各国寻求发展，随着人口的迁徙，泉州的道教信仰也随之传入东南亚的各个地区，并在东南亚的各个地区建立起一批道教的宫观，其中以城隍庙和妈祖庙最多。
道教在泉州流传有一千年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道教给泉州的众多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至今道教文化仍旧渗透在无数泉州人心中。从清代起每年的阴历的正月初九为“天公生”及玉皇大帝的诞生日，每年在正月初九的这一天，泉州各地都会举行各种大型活动，在泉州城区更是要举行盛大的迎神大游行。从宗教仪式演变成民间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
（二）泉州的伊斯兰教
据《闽书》记载：伊斯兰教创立不久，就传入我国。默罕默德先知有门徒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于中国。，其中的三贤、四贤传教于泉州。
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置市舶司，随后设立来远驿、蕃坊。蕃学，并允许创建清净寺和建立外国人墓葬区。于是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客商纷至沓来。随着蒙古西征的东归，许多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商人，通过海上贸易通道，把伊斯兰教向东传播。自 13世纪中期至14世纪中期的100年间，大量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客商涌向泉州。他们在泉州建清净寺、设蕃坊。伊斯兰马木鲁克王朝和中国的元朝，是泉州伊斯兰教传播的鼎盛时期。
元至正十七年到至正二十六年（1357-1366年），泉州港的波斯人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和市舶阿巫那，介入元末宫廷内讧的夺权斗争，泉州伊斯兰教受到严重打击。入明之后，朝廷宣布“禁蒲姓者不得读书入仕”，伊斯兰教再次受到严重摧残。明永乐五年（1407年）,皇帝颁布保护伊斯兰教敕谕，泉州伊斯兰教得到保护，明代，泉州回族内部出现了不少的儒士化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淡化伊斯兰教信仰，另一方面在儒礼所涉及的典章制度里，找到了儒、道、释、回四者最根本的共同点，即对天要敬、奉天、法天，对已要其心诚敬，其行明洁。此外，明代儒林士子也以儒、道释的思想来附会伊斯兰教教义。
明嘉靖、万历年间，泉州伊斯兰教势力衰退。到清代后，泉州伊斯兰教有几次重兴，均由来官泉州的穆斯林捐资协助，并倡导教务。重兴通淮街清净寺，重修灵山圣墓。同治十年（1817年），提督江长贵来官泉州，自聘阿訇，倡导教务。但随着江长贵离去，教务随之而颓。
民国13年（1924年），许宝玉阿訇受北京回教总会的派遣，来泉州住持清净寺。民国25年（1936年），成达师范校长唐柯三派毕业生张玉光阿訇住持泉州教务。张氏以旧礼拜大厅租与宰牛公司，以月租金倡办成达师范附设小学，有回汉学生一百多人。后改名清真国民学校，倡教务，复教者渐众。民国28年（1939年），在清净寺成立中国回民抗日救国协会福建省分会，到会代表六七百人。省分会会址设泉州清净寺，出版《正源月刊》，宣传教义和抗日救国。
新中国成立后，以清净寺为中心，教徒开展一系列爱国活动。组织清真文工队宣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婚姻法、垦荒。以后又配合宣传“三反”、“五反”。又自编歌剧、相声，到前线慰问海防战士。1955年，成立泉州市伊斯兰教协会。“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宗教活动。1983年，召开泉州第二届穆斯林代表会议，黄秋润连任伊协主任。同年，清净寺进行全面修缮，从寺内迁出十多户长回民。1985年以来，从宁夏、安徽等地聘请阿訇住持清净寺教务，举办阿拉伯语学习班，翻译宋元时代阿拉伯文字石碑。几年来，接待多批中、近东地区的国家的大使、参赞来寺参观。值得指出，2004年印尼前总统瓦希德来泉寻根，也到清净寺参观。
（三）泉州的基督教
基督教何时传入泉州，文献没有确切记载。泉州发现有纪年的较早的基督教碑，至元十四年正月“戴舍王氏十二小娘”为其“故妣二亲”合葬刻立的汉字墓碑，表明南宋泉州已有基督教的传播。元代，泉州的基督教很盛行，已经出土的基督教各类石碑有数十方，其中有宗教职业者和宗教官员，还有许多普通教徒的墓碑。但是随着元朝的灭亡，泉州基督教亦式微了。
近代基督教传入泉州，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而进入的。西方基督教会把中英《南京条约》称为在华传教的“转机”，基督教乘机而入。近代基督教传入泉州主要有英国的长老公会，它是传入泉州时间最早，势力最大的基督教。1856年，教士杜嘉德从厦门到安海传教。1863年，势力发展到泉州城内。，然后逐步向晋江沿海、南安、安溪、永春、德化发展。至1900年，泉州地区的基督教会基本上属长老公会控制。此外还有英国伦敦公会，1865年从厦门发展到惠安，势力集中于惠安和晋北河市、马甲、罗溪一带。
同治元年（1862年），英长老公会呈报英国总会批准，成立漳泉大会。光绪十八年（1892年），漳泉大会分为泉属、漳属两大会。民国7年（1918年），中华基督教会成立，闽南三大教派均参加。民国16年（1927年），成立中华基督教协进会，祖籍泉州的华人牧师许声炎被选为副会长。
新中国成立后，泉州基督教走上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道路。1950年，发起“三自革新”签名运动，带领各基层教徒开展一系列爱国活动。如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大会。为抗美援朝志愿军捐款，发动青年教徒参军，在城市举办扫盲夜校等。1955年，成立“三自爱国会”，各地堂会、教堂的教务活动正常开展，有主日礼拜、团契活动、祷告聚会、家庭礼拜、救亲会、布道团、兴奋会、培灵会、勉励会、儿童主日学等。“文化大革命”期间，基督教堂被占用，教会停止活动，1983年和1985年，晋江地区行政公署分别公布批准开放一批教堂，1984年，召开泉州基督教第一届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三自爱国运动第二届委员会和基督教协会第一届委员会，1987年，教会提出“教会事工的重点，由落实宗教政策转到办好教会上来”，各教堂走上正常轨道。
近代基督教在泉州的传播是与教会创办学校、医院同时进行的。这对近代泉州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光绪十六年，英国长老公会在泉州城区设盲学堂。次年，创妇女习道院。光绪十七年（1891年），教会在晋江金井创办义塾，后改毓英学堂、慕仁女校和毓英中学。光绪三十一年，创养正小学和培元中学，聘剑桥大学硕士安礼逊来泉州办学。泉州城区的三个礼拜堂都办幼稚园或小学。民国23年（1934年）长老公会开办的惠世医院也办高级护士学校。此外，在晋江沿海各乡镇，教会也办了数十所小学。在永春县美以美教会创办崇实学校，长老公会办育圣学校。在惠安县，光绪六年（1880年），伦敦公会在县城办小学，以后又在各乡镇办20多所小学。
光绪七年(1881年)，英国长老公会传教士兼医生颜大辟，从厦门到泉州传教行医。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城区创办惠世医院，培养出一批能独立开业的医生。惠世医院还开办护士学校。抗战时医院内迁南安，对南安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国长老公会医师颜大辟到永春创立诊所，后扩大为永春医院，又增设永春妇女医院。医生马士敦设教学班，学制五年。培养出的毕业生能独立开业。1929年，永春诊所更名基督教医院，属泉州惠世医院管辖，一直到1949年。此外，1902年，英国伦敦公会陈和礼医生到惠安，次年，在城关创仁世医院，培训医务人员，结业后回各乡镇建立诊所、医局行医。
办学和办医院虽然有利于传教，但是从客观上说，把文化教育和现代医学带到偏僻的乡村、山区和沿海地区，对普及落后农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卫生保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泉州的摩尼教
摩尼教在我国旧称“明教”。其教义杂揉佛教、基督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公元前5-6世纪形成于伊朗）而成。公元3世纪中叶在波斯创立。唐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传入中国。与此同时,有摩尼教高僧呼禄法师传教入闽居泉,卒后葬清源山南麓。北宋时，摩尼教经被官方误认为道教经典，曾两次被选入《道藏》。南宋把明教视为社会动乱的根源而严加禁止。元代，对各门宗教兼收并蓄，明教进行公开活动。明代，朱元璋借明教夺取政权，后明教威胁他的统治，于是“摈其徒，毁其宫”。明教又转入秘密活动,其势力明显衰退了,摩尼教从此一蹶不振,逐渐被其他宗教所融合。泉州和温州是明教后期的活动中心，也是明教最后的消亡地。因此,泉州草庵摩尼教寺便成了仅存的珍贵史迹。
元代晋江草庵是雕刻石像。草庵始建于宋代绍兴年间,初为草筑故名。元顺帝至元五年(公元1399年)改为石构歇山式建筑。面阔三间,进深二间,檐下用单挑出拱。正厅内依崖凿一圆形佛盒,直径19米,圈内浮雕一尊摩尼尤佛坐像,佛身高152米,宽083米,面容圆润,眉毛隆起,散发披肩,颚下二条长须,脸、身、手三部分巧妙地利用岩石不同的自然色调构设,风格迥异.背雕毫光四射纹饰,世称“摩尼光佛”。这表明宋元时代，明教已发展为偶像崇拜的民间宗教了。元代晋江谢店市明教徒也在乡间建有无名寺。这表明宋元时代明教已演变成广大乡村的民间宗教，且与世俗化道教、佛教紧密结合成为明教徒“祈求考妣早生佛地”的寄托处。
早在13世纪，摩尼教在中亚、西亚已经绝迹，然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温州仍广为流行，但是已改变了原来摩尼教的面貌。泉州是世界摩尼教最后消亡地之一，在我国和世界摩尼教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五）泉州的佛教
佛教是在泉州所有宗教中拥有寺庙最多，信众最多的宗教。据文献记载，泉州最早的佛教寺庙建筑是在西晋南朝时。唐代，泉州的社会经济、文化迅速崛起，为佛教在泉州流传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基础。佛教寺庙的兴建是佛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标志。泉州一府五县（同安、惠安、安溪、南安和晋江）共造佛寺院40多座，足见唐代泉州佛教之兴盛。今泉州开元寺仍保存着纪年为唐大中八年（854年）的六角形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构件。唐朝泉州的佛教虽然受会昌年间武宗“灭佛”的打击，但很快得到纠正。唐代佛教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互融汇，形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佛学体系。各宗学说竞立，汇成卷帙浩翰、内容深博的佛学经藏，研究佛学思想风气大盛。
五代时，福建偏藩海隅，社会安宁。泉州刺史王审邽、王延彬等大造佛寺，比较著名的有承天寺、水陆寺、崇先广教寺、空相院、保福寺、方广寺、法石寺、金池寺、玉泉寺、玉泉广济院、凤凰寺、凉峰弥陀寺等数十座。五代时泉州佛教寺院与陕西、敦煌佛教寺院联系紧密，以禅、净土、唯识和南山律宗为最盛行。
宋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经济上限制，政治上利用的政策。宋代兴起的程、朱理学在批判佛教的同时，又吸收佛教那些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部分教义，提出儒、道、释合一的主张。宋朝泉州的佛教失去唐、五代时期发展的势头。但是宋代泉州的社会经济繁荣，特别是泉州的海外贸易繁盛，佛教寺院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僧人和善信兴起了历史上没有过的大规模的修寺、建塔、造桥工程。唐、五代遗留下来的规模较大的佛寺得到重修，也新建不少的寺庙，如崇福寺、南天寺、法石寺和小雪峰寺，在泉州开元寺建甘露戒坛等。
宋代泉州开元寺东西二塔的建筑，既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泉州佛教寺院积聚的财富。开元寺东镇国塔，塔高4824米，西仁寿塔，塔高4406米，此外，还有石狮的万寿塔，又名“关锁塔”，俗称“姑嫂塔”，在宝盖山上。据《泉州府志·山川》记，关锁，水口镇塔也。登之可望商舶往来，宋绍兴中，僧介殊建。故万寿塔即是风水塔，也是出入泉州湾船舶的航标灯塔。塔高21米。
宋代泉州佛教石雕塑像也有很高的水平。较著名的有晋江县东石镇岱山南天寺的石雕弥陀、观音和势至坐像。佛像高6米，宽3米，造型魁伟，形态威严而稳重，现出文静和慈祥。开元寺镇国塔须弥座上的佛传图浮雕。这一列佛传图浮雕原有40方，现仅存38方，刻工精绝。
宋代，泉州僧人造桥尤其突出，推动交通的发展，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也是弘扬佛教思想文化的一种手段。宋代泉州10座著名大石桥的兴建和修建，有7座与佛教僧人有关。如横跨泉州与惠安之间的洛阳江上的万安桥（俗称洛阳桥），全长834米，宽495米。安平桥，横跨晋江安海镇与南安水头镇之间，据乾隆《泉州府志·水利桥渡》记，宋绍兴八年(1138年)，僧人祖派倡建。凤屿盘光桥，在泉州东门外，横跨浔美、乌屿间，宝祐年间，僧人道询建，长1300多米。普利大通桥，在今石狮，绍兴十二年（1142年），僧人智资董其事，长600多米。玉澜桥，在府治东南20公里，横跨海港3300多米，绍兴年间，僧人仁惠修。苏埭桥，在晋江县海尾乡，长7200多米，以通泥难行处，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僧人守建。
元代后，泉州的佛教与道教进一步合流。到明代，泉州佛教继承了宋代以来对佛教僧尼的管理制度。特别对僧尼实行考试制度，一方面限制了佛教的无限制发展，另一方面提高了僧尼的质量。明朝中后期，倭患日炽，泉州首当其冲。明军云屯泉州，驻军佛寺。泉州开元寺原有寺田园273顷又91亩，但因明代寺院衰微，为维持寺院计，寺田被变卖，有时官府征用，有时豪右大户强占，寺田在量减少。至明末，泉州开元寺田仅剩26顷又86亩，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寺院失赖以生存的寺田，泉州的佛教急剧地衰微了。清代，从顺治皇帝起清王朝逐渐恢复了对佛教的重视。雍正皇帝提出“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的统治原则，泉州佛教得到一定的复苏。
民国初，泉州开元寺、承天寺和南安雪峰寺等还有开坛传戒的度僧尼仪式，1948年举行最后一次度僧尼仪式，但地点转移至厦门南普陀。幸亥革命后，随着新思想的传入，泉州出现一股破除迷信，革除陋俗的风潮。同时泉州也出现了振兴佛教，弘扬佛法的佛学革新运动。民国18年（1929年），中国佛教会晋江分会成立，推举转尘为理事长，并邀请中国佛教会会长僧太虚和弘一大师连袂来泉州弘扬佛法，泉州佛化运动达到高潮。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洋侨汇恢复，泉州民间的佛事活动发展迅速，民间祈福酬愿的佛事盛极一时，大部份寺僧都参与佛事活动。一部分寺庙靠少数寺田过农禅生活，佛事活动成为多数寺院的僧尼、“菜姑”（闽南民间在家修行的女性）的重要经济来源。
民国时期泉州出了不少著名僧人，他们大都出洋弘扬佛法。尤为著名的是弘一大师，1929年，弘一大师首次来泉州弘传南山律宗。此后，先后住过泉州承天寺、开元寺，百源诚，晋江草庵、福林寺、澄亭院，南安小雪峰寺、慧泉寺、灵应寺，惠安净峰寺、灵瑞寺，永春普济寺等。跟他学律的有瑞今、广洽、圆拙、妙莲等人。1942年10月，弘一大师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弘一大师在佛学、书法、金石、音乐、诗文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被誉为南山律宗一代祖师。80年代，《弘一法师全集》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4年，召开泉州市第一届佛教徒代表大会，产生首届事事会。1958年，受“左”的思潮影响，动员寺僧，菜姑还俗参加生产，并采取并寺集中办法，把未还俗的的僧尼、菜姑，集中指定寺庙居住，开办工厂，自食其力。“文化大革命”期间，泉州佛教被作为“四旧”而禁止，法器被没收，寺庙被占用，僧人、菜姑被驱赶出寺门。1978年12月以后，国家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和贯彻。陆续退还寺庙，寺庙还都进行重修，僧尼和菜姑相继反寺住持，并先后收度一些知识青年出家住持。1982年以后，先后开放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海印寺、铜佛寺、龙山寺、南天寺、普济寺、清水岩、净峰寺、雪峰寺等。
泉州佛教除了自身的发展外还传播到国外，泉州佛教与日本佛教的交流尤其突出。近代以后，泉州有不少僧人南渡东南亚，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来等国，建立弘扬中国佛教文化的基地。此外，泉州僧人还到印尼、美国等地建寺住持，传授了中国佛教文化。如印尼的灵山寺、极尔寺、普门寺，美国檀香山的玉佛寺、洛杉矶的观音寺、华盛顿的觉林精舍等，都有泉州僧人住锡。
佛教在泉州流行了一千多年，为了自身的发展和适应时势的变化，而逐渐世俗化，不少寺庙出现兼祀杂神的现象。1980年以后，落实宗教政策，归还寺产，僧尼返寺，逐步建立僧尼培训制度，创立化佛学苑。泉州的开元寺、承天寺、崇福寺、雪峰寺等，建立起了正常的课诵制度。又建立佛教协会，与外地区和国外佛教组织进行宗教交流。泉州佛教走上正常轨道，扩大了社会影响。泉州在唐朝被誉为“泉南佛国”。后到宋代，随着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泉州僧人聚集了大量财富，兴起了史无前例的造桥、造塔工程，这既有利于交通、经济的发展，又弘扬了佛教的文化。泉州古代佛教建筑艺术与佛教石雕艺术均有很高价值。佛教在泉州历史悠久，社会基础很深，影响到各门宗教。宋元时代，传入泉州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摩尼教，为求其生存和发展，在它们的宣传讲道和生活习俗中，均称其崇奉神祗叫“佛”。泉州各宗教在雕刻艺术上无不受佛教影响。
唐朝后期，泉州就有南禅少林招庆寺。明代俞大猷把剑术回传河南登封嵩山少林寺。至今泉州仍流行“太祖拳”、“五祖拳”，都是少林拳术的遗风。宋代泉州佛教出现儒、道、释合一，历元、明、清、民国而逐渐世俗化，愈来愈与民间杂神信仰结合，也与民俗相结合。
佛教对泉州的音乐、书法和戏曲等都有很大影响。此外，泉州佛教在社会公益事业上也有着显著的贡献，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不断造福泉州社会。
除以上提到的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佛教外，在泉州还存在着如天主教、日本教、印度教、犹太教等不同的宗教派别。确实，多种宗教共存的现象并不是泉州所独有的，在中国或者世界其他地方，不同宗教不同派别共存的现象长期、大量存在。但泉州宗教共存的具体情况绝对是世界少有的。在泉州传播、发展的几十种宗教给泉州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宗教发展史上，不同宗教间往往相互排斥、相互抵制，甚至引发战争大打出手，而长期以来几十种宗教竟能在泉州的一座城市、一个街区、同一庙宇中和平共处，不同宗教相互包容，友好共存的和谐的宗教气氛，使各个宗教得到了充分、自由的发展和交流。
泉州因其独特的宗教景观，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而形成这一景象的原因在于泉州拥有着宽广的胸怀，包容的态度，兼收并蓄的精神。正是在泉州所独具的精神气质感召下，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港口之一的泉州自古就吸引着数以万计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的商人、使者、旅行家和传教士等。他们在泉州自由经商、自由信仰，使各自不同的宗教迅速在泉州落地生根。从中世纪起泉州就已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并不断展现着自身文化包容、开放自信的魅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天的泉州已成为福建省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商贸港口，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多元文化的展示中心，也成为了中国的东亚文化之都，与日本横滨、韩国光州齐名，今日的泉州将以更加自信、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姿态面对世界。
泉州拥有的无数的宗教历史遗迹，这些无不记录着城市往日的繁华，这些历史遗迹必将永恒地召唤着泉州的城市精神。宗教作为泉州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将会持续积极推进着泉州社会的发展与演变。引自陈世雄主编【嘉庚学子眼中的东文化之都--泉州】
